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就得引出以下第3个问题。

〔39〕江启疆：《法治——中国市场经济的独特视角》，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年，第97页。这一点十分重要，它帮助我们理解司法审查对政治民主的依赖关系。

一个医生如总想着防止可能发生的诉讼，就很难充分依据专业知识和经验对病情做出诊断。尽管美国人可能认为分权有助于保障人权，英国却并不把司法部门当作人权的唯一保护者。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刻不容缓。二、促进法律统一？ 我们熟知的宪法至上这一成文宪法的核心教条，源于1787年制定的美国联邦宪法，因此寻找这一信条同联邦制之间的联系将不失为恰当。他们之间发生的争议，无法像行政集权的法国那样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命令方式解决，只能求助于一个中立的机关。

但是，孙志刚案的黯然收场以及近年来无果而终的违宪审查诉求告诉我们，不从强化政府的民意约束角度思考公民权利保障的路径，不仅会无功而返，也将贻害甚多。它的权威足以作为审判依据适用，主张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学者也没有对此提出质疑。【注释】[1]这一条还涉及到对损害一词的理解。

如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不能构成对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良心自由的限制，不论个人的信仰、思想与大多数人的观点、政府的观点、传统的观点多么不符，都并不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这些自由是法律所不能制裁的，它们属于个人的绝对权利。这个紧张关系原则上有待立法者以制定法律的方式消弭及调和之。也就是说，权利是道德原则，它本身即是目的。……依德国宪法法院早期的判决，如‘药房案，已经确认了所谓阶层理论，也就是，惟有立法者肯定为了更高社会利益时，才可以限制个人的职业自由权利。

集体对个人的侵犯可能侵犯个人的权利，也可能侵犯个人的利益，不论个人是否属于这个集体。而管辖权具有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含义，作为权利，它是指其他国家或国际社会不得干预其对本国内部事务的管辖，这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

如个人有言论自由，但作为某集体中的成员不得以此为由泄露本组织的机密。当我们的刑法制度仅仅只是建立在用刑罚保护国家和社会秩序基础上的时候，对社会危害程度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个人的有罪性和道德上的当罚性的重视，建立在这样的功利主义或结果主义观点基础上的惩罚制度，不可能认真地对待个人权利或将权利作为限制多数人意志的王牌。这种行为，首先是彼此互不损害利益，……第二是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他自己的一份。因为只有人才能接受这样的惩罚，只有人是主体的时候，是被当作有理性的、自由的、有承担自己行为的能力并因此而有别于物（物是意志自由活动的对象而本身没有自由）的时候，才能接受这样的惩罚。

如国家的独立权是指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本国对内对外事务而不受他国的控制和干涉的权利，国家不独立，就要沦为他国的殖民地或附属国。即使不小心翻阅，也可以马上避开，这样只会造成极轻微的冒犯。拉抡兹教授认为，人民之生存权及人类尊严当为最高价值。国家和集体都是既有权利又有权力的，权利对外，权力对内，只有个人仅有权利却没有权力（公务员等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公职人员而拥有权力的）。

如果我们违背这些我们发自内心认同的基本的做人原则，我们会因此蔑视自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罪恶感，会在内心忏悔。同样地当众裸体虽然似乎并不对人造成任何损害，但它实际上与个人的穿衣和发型这些属于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国家不能干预）有所不同，它涉及到人类的羞耻心，令人厌恶、令人困窘、伤害感情或感到羞耻。

个人有人身自由，但其行为不得违反组织纪律（组织纪律是否合法可由有关国家机关依据法律进行审查或裁决）。个人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因此，作为权利的国家管辖权，对应的不是公民个人，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可能损害国家利益，也可能侵犯国家权力，但不可能损害国家权利。一边是国家的荣誉、尊严，一边是个人的健康、生命，孰轻孰重应该是比较明确的。[6]一个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权利，这一点已经被法学家们反复阐述，实际生活中这一原则也得到普遍认同，在此不作赘述。[8]是政府的权力行为，而不是政府的权利行为。国家的独立权、平等权、自卫权都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是要求其他国家不得侵犯自己的这些权利，它们既不是对其他国家的公民、也不是相对于本国公民提出的要求，外国或本国的个人一般不可能侵犯国家的这些权利。权利与权利的冲突不同于利益与利益的冲突，也不同于权利与利益的冲突。

基本人权的规定是含有自然法之色彩，已经成为战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一贯的见解。但应当指出的是，有些社会利益国家能够代表，有些社会利益国家也未必能够代表。

集体利益有时具有优先地位，在某些领域内集体利益高于个人的某些权利，但只是集体的某些利益而不是其所有利益都高于个人权利，如公民的信仰自由、通讯自由、生存权、受教育权等权利的行使一般都不会损害集体利益，或者即使损害了也具有一定的正当性，此时集体利益要让位于个人权利。见〔美〕J·范伯格：《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现代社会哲学》，王守昌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2页。

见白桂梅、李红云编：《国际法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社会没有对应物（如果有的话应该是这个社会对应于那个社会而不是对应于个人），与社会成员对应的是社会利益，或社会权力。

如果放弃，如投降、割让领土、签署屈辱条约，则是其对外（他国）的行为，这样又回到了国际法意义上的权利。{9}（P389、348—349、353、389）因此，立法者在立法时要充分考虑到，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可能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中的哪些利益冲突，还是可能与所有的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都发生冲突？是否有一些公民权利不会与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冲突？如果有冲突，是否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一定高于个人的所有权利？在某些方面是否也需要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适当作出牺牲来维护个体权利？法律应当具体划分哪个类型的、什么层次上的个人权利与哪个类型的、什么层次上的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的冲突，等等。权利的本质是保护个人，对抗他人，包括，也是最重要的，对抗多数人的利益。集体利益在计划经济时代借助于国家利益的‘外壳也可以获得相对于个人的逻辑优越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正当性基础已经丧失。

第4条规定：各国有不在他国境内鼓动内乱，并防止本国境内有组织鼓动此项内乱活动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权利存在于平行主体之间（如国家与国家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集体与集体外的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或者非平行关系中的弱势一方（如国家与集体关系中的集体、集体与个人关系中的个人、国家与个人关系中的个人），而侵权也是发生在平行主体间的互相侵犯，以及非平行主体之间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侵犯（如国家侵犯集体或个人的权利，国家、集体侵犯个人的权利），而弱势一方对强势一方则不可能侵犯其权利（如个人对国家有个人权利，国家可能侵犯个人权利，而国家对个人则没有国家权利，因此个人对国家不可能侵犯其权利）。

其原因只有一个，真正的所有权人不是‘国家。所以，保障这些私益就是符合公益。

警察要求对不通风、不透光的房屋进行改建（而不是禁止出租）则是违反了比例原则。[15]转引自〔美〕皮文睿：《论权利与利益及中国权利之旨趣》，张明杰译，载夏勇主编：《公法》（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2}（P107）政府为了某些公共利益而侵犯个人权利的时候，需要特别慎重，因为他们不是在以权利、而是在以利益对应个人的权利。[9]社会权利显然不是社会团体的权利。如果将人民的权利高于一切奉为宗旨，权利就永远处于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对国家和集体来说，其权利主要表现为利益（有时也包括与利益有关的意志），与利益没有紧密关系的自由是不太存在的，因为国家或集体作为法人毕竟是拟制人，而不是有血有肉的自然人。

范伯格教授对损害作过专门论述，他详细区分了损害与伤害、损害与冒犯、损害与非利益等概念的不同。[12]而有些权利的存在是以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受到一定损害为前提的，如公民的劳动权、受教育权、救济权等要真正实现，都可能使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蒙受一定损失，如需要国家大量拨款，需要人们献爱心，需要全社会付出人力、物力的巨大代价等等，而这些正是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

集体对集体的侵犯可能是一种利益侵犯，也可能是一种权利侵犯，因为集体与集体是平行的，集体权利是相对于其他集体或国家而存在的。如个人盗窃、抢劫国家财产从而侵犯了国家的财产权，个人也可能充当他国间谍而危害国家安全，某个公民侮辱国旗是损害国家名誉的行为，而在发行国库卷时国家是作为平等当事人的一方与公民个人发生民事法律关系的。

这里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要求一般认为属于公共利益，但明显不是指某种集体利益。[12]转引自〔美〕皮文睿：《论权利与利益及中国权利之旨趣》，张明杰译，载夏勇主编：《公法》（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108页。